戴俊走了。公司总经理孙欢在电话里告诉我时，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这天是2月21日，我还在日本探亲。太突然了！2010年上海市编辑学会召开年会，身为副会长的他，不是还在主席台上就座的吗？几个月前，不是还在他的办公室里，听他谈论编辑风格的吗？才五十七岁呀，正是人生的收获季节，生命之树瞬间凋零，留下无限遗憾让世人咀嚼。老天爷真是铁石心肠。

　　戴俊是从部队复员，到上海文艺出版社工作的。一开始在社里的“总编办”。我和他第一次直接接触，不是言谈而是“手谈”，不过，我们下的是五子棋。社里组织职工业余体育比赛，我们两人都是五子棋选手，被排在第一轮交锋。那天我稀里糊涂赢了下来，他显然心有不甘，后来专门组织出版了一部书稿：《五子棋必胜谱》。我于五子棋素无研究，戴俊也不精于此道，但他下棋时极为专注，每投一子都要苦苦思索。我曾开玩笑地说：“你像聂卫平一样''长考''嘛。”我想，用这样态度下棋的人，应该是个做事一丝不苟的人，一个敢于承担责任的人。

　　1985年，上海文艺出版社成立了新一届领导班子，孙颙任社长，江曾培任总编辑。就职伊始，社领导设计了两套丛书——“文艺探索书系”和“五角丛书”。按照社里分工，这两套书分别由我和何承伟负责。戴俊很快成了编辑“五角丛书”的得力的助手。他参与了策划、组稿、加工、宣传的全过程，表现出来的不是一般的执行力，而是出色的创造力。他平时做人低调，不事张扬，但一出手便灵光四射，追求创意。丛书每出一辑，他总会精心设计宣传方案，往往有神来之笔。我曾经问过他：“每次都要这样费心吗？”他的回答是：“出丛书就像打仗，要一个战役接一个战役，才能不断扩大战果。”我顿时意识到，戴俊依然是军人。

　　1999年，上海文艺出版社的结构又一次发生变化，在总社的建制下，文艺、文化、音乐三家出版社相对独立。文化出版社由我兼任总编辑，陈鸣华、戴俊任副总编辑。从此，我们有了三年多的合作共事的机会。我发觉戴俊有着特殊的编辑眼光，一旦发现有价值的书稿，便会表现出过人的热情和敏锐。有两本书给我的印象尤为深刻。

　　一本是章培恒先生的《中国文学史》修订本。此书初版本，曾引起学界广泛关注，也曾引发轩然大波，章培恒先生决定全面修订。戴俊上任后提出的第一个选题，便是建议文化社把修订本接过来。我很佩服戴俊的胆识，但觉得此事难度较大，章培恒先生未必肯答应。谁知没过几天，戴俊便把张先生请到社里和我见面，当天共进晚餐以后，顺利签订了出版合同。为了推进此书的修订进度，戴俊一次又一次跑复旦大学，每次回来都有让人振奋的消息。此书后来还采取了修订一本印刷一本的特殊的出版方法。

　　另一本是巴金先生的《<随想录>手稿本》。陈思和教授是现当代文学研究专家，长期收集巴老《随想录》手稿，有意影印出版。戴俊捕捉到这一信息后，有一种如获至宝的喜悦。我们都肯定出版此书具有特殊意义，于是一起商定了组稿方案，并立即付诸实施，得到了陈思和教授的鼎力支持。此书出版后我曾拟了一条广告语：“读中国不能不读巴金，读巴金不能不读《随想录》，读《随想录》不能不读手稿本。”当时为了保证出书进度，戴俊和现任上海三联出版社副总编的黄韬亲自任责任编辑，多次守在印刷厂，废寝忘食，日夜兼程，终于在巴老九十五岁诞辰前印出。此书后来成了巴老的生日贺礼，新华社曾向全国发布消息。

　　我和戴俊不仅是同事，还是邻居。我们住在同一幢住宅楼。电梯里偶然碰到，戴俊谈的不是这本书的进展，便是那位作者的近况。有一阶段，戴俊几乎每天晚上都给我电话，谈他的一个个新的选题设想。他似乎每时每刻都在“开掘”之中。有时电话里谈不爽快，我便索性到他家里做客。在他家的客厅里，一人一杯龙井，谈话气氛不再像电话里那么窘迫。我们谈出版形势，谈图书市场，谈作者队伍，谈读书口味，无话不谈但又主题集中。我印象中，由他策划的“第一推动丛书”，便是在闲聊中逐渐成型的。

　　戴俊能编，也能写。在部队时，是一名业余作者，曾有作品获奖。他研究过武侠小说，在香港出版过专著。偶然也写一些短文，我读过他的一篇《赶路要紧》，借《西游记》唐僧的话，阐述做人做事的道理，写得别有意味。然而，自从他调任上海三联出版社总编辑以后，几乎就处于“封笔”状态。我们看到他主编的《书城》一期一期出版，看到他策划的人文经典一册一册问世，却读不到他自己的片言只字。我曾和他谈过这个问题，他颇为无奈地说：“我来不及考虑自己的东西。”在我的心目中，戴俊是一个踏实的出版人，一个纯粹的出版人。

　　戴俊走了，想起一起共事的日子，悲从中来，难以自抑。谨以此仓促的文字，寄托我的哀思和惋惜。